我和你有同样的想法，希望有人回答你

衣：

改革开放前有两种情况。

建国时期特点——新旧交替，革命特色。

食：

刚建国时期——生活贫困，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。

那个时候盛行粮票，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50年代初，我国粮食短缺。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：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，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。在票证盛行的年代，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，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、干货果品，而且分量都极少。

住：刚建国时期——居住条件差

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，设施简陋。 如北方的大杂院，南方的亭子间等，十分拥挤杂乱，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。 农村里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、窑洞，南方多住茅草房，房屋破旧，年久失修，岌岌可危。 人畜有时混居一室，卫生条件差。

行：

刚建国时期——交通不便 大城市（如北京、上海），电车、汽车比较多见，黄包车，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。 在一般的中小城市，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。 而农村里，北方有马车、人力板车，南方有航船、牛车，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。

我在这里抛砖引玉一下。

其实了解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状况，还是要具体到某一个群体的生活状况。我建议你有机会听听高华先生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，里面有着翔实的具体的有关不同阶层的收入，生活状况，以及社会地位的描述。我自己听了两遍，以后还会听。

大的基调是，建国初期，为了保证政权的平稳过度和经济的稳定，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政治上，没有非常严重的变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，也就是允许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发展，并没有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所有制。这段时间大概是1949-1953年。

我粗略的描述一下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，

1.数以亿记的普通农民。虽然生活不富裕，但是很开心。因为在土改的时候都分得了土地，劳动积极性很高，感觉生活充满了盼头。而且当时的党比国民党先进太多，不存在很多保长或者官府鱼肉百姓的事情。看看白鹿原大概会了解，建国之前是什么样。

2.极少数的知识分子。建国之前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中共表示同情，甚至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共。不喜欢中共的也都跑去了台湾。所以等待解放军进城的时候，知识分子感觉到了新气象，对新兴的政权持观望期待的态度。尤其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作风，关闭妓院，禁止吸食大烟等等，都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。他们是从内心里看到了某种希望，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，很多知识分子是很支持的。但请注意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高中以上学历就算，也就是几十万人，现在一年大学生就毕业就几百万人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是什么情况。大约80-90%都是文盲。

3.大城市的资本家。53年以前这部分日子还是不错的，新的政权采取了拉拢的政策，因为怕经济崩溃，之后的各种改造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
4.各种地主。这部分人一般来说，土改的时候已经被教育过了，能跑的都跑了，不能跑的也学乖了。但是这部分人在后面的各种运动中，多次的遭受打击。

5.各种地痞流氓反革命国民党余孽。其实人数肯定比知识分子多的多，这部分人遭到了严酷的惩罚。惩罚方式可能过于残忍，但在现实意义上，确实社会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各种恶霸或者收过路费的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变。

..........

一点拙见，仅供分享。建议大家去听高华老师的讲座，十几个小时。

如果有人感兴趣，我继续唠唠。

二零二二十月二十九

如花似火

作者：夏黎

战争的阴影已经蔓延到了这个蓬莱地区的村镇，但她的父亲还是大张旗鼓的举办了婚礼，为了纳妾。她的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在吹吹打打的声音中默默流泪。

她跑出家门，径直去了八路军的征兵点。前几天，她在镇上看到了征兵点的女干部，穿着虽然打了补丁但十分干净整洁的军装，英姿飒爽，独当一面。她想成为这样的女人，而不是象自己的母亲那样。

年龄太小，人家不收。她连续3天都守在征兵点门外。

征兵点的人被她的执着所打动，破格入伍。拿着那件不太合身的军装，她飞奔到镇上最好的照相馆，照片上那个戴着军帽的16岁女孩，笑颜如花。

入伍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改名字，要切断和家里的联系，才能保证家人不受牵连。

她最后一次回家，母亲仍旧病中昏睡，她在床头磕了三个头。父亲在堂屋边抽大烟边听小妾唱戏，吞云吐雾中模糊了面目。

三个兄弟到门口送她，大哥憨厚淳朴，虽然担心但仍旧说：你想干啥就去干吧。二弟三弟还小，不明就里的哇哇哭起来。

她没有想到，未来，这三个兄弟和她将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年龄小，还不能拿枪上战场，所幸她上过学有文化，组织安排她参加小学教员培训班，准备给战士们当小老师。

城里的伪军拿到了培训班的名单，逐一捕杀，曾经的同学都惨遭毒手。或许是命运的眷顾，20几个人，独她逃出了生天。

除了教战士，她还会教村里的百姓，特别是妇女。她的母亲目不识丁，对外面的世界毫无认知，她对女人如此的境遇深恶痛绝。她寄住在某个村子的大娘家，周围的妇女常常聚到这里，边纳鞋底、边奶孩子，边跟她学认字。女人们第一次读书，也第一次明白原来女人不是必须逆来顺受。

某个女人日日被丈夫打，她勇敢的站了出来，在全村人面前批评女人丈夫，其他女人也团结一致要求女人丈夫承诺再不动手。

女人丈夫向日本人告发了她，说村里有共产党。

命运再次眷顾，日军到村子时，她恰好被叫到别的地方去开秘密会议。

等她再回村里，只有一片残骸与遍地尸体。她哭了，边哭边骂，用最狠毒的词。哭过、骂过，就和其他百姓一起挖坟埋人。

跟着大部队行军，她在河边洗衣服，晴空万里、青山绿树、河水潺潺，她的心里透亮快乐，四下无人，她向着河水大声的朗读自己最喜爱的诗歌。

偏偏国防剧团的团长经过，把这个声音响亮又清澈的小女孩招进了话剧团。那年她18岁。

她本以为话剧团演出就为了娱乐、放松官兵，但其实不然。部队文化水平普遍低，能识字的没几个，能读懂文件材料的更是凤毛麟角。思想的传递、规矩纪律的树立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……话剧团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大家喜闻乐见的剧目中，润物细无声般的送到每个人心里。

团长比她大六、七岁，其实也不过二十四、五，听说参军前是某个大家族里的少爷，但从现在的他身上完全看不出“少爷”样，头发乱蓬蓬，叼着劣质烟卷，文思泉涌的写剧本。唯手中一杆金笔，泄露了主人曾经的身世。

她的第一出戏，演的是白毛女，团长给她排戏讲戏，她突然说：我演不下去了，团长问为什么，她说：我想哭，说完就孩子般的哇哇大哭，弄得团长手足无措。

白毛女上演了，反映热烈，团长亲自客串黄世仁，没想到有个战士现场掏枪冲着黄世仁就射，幸亏没打中。险些死在自己同志手里的他竟然还很高兴，嘿嘿笑着说：瞧我演的多真！

剧团总是深入一线部队，她也见证了各种死亡。有个文弱的男生，以前是唱戏的，在老家还是个不小的角。战斗间隙，战士们围坐地上，让他唱一个。他刚站起身，就被流弹击中胸口，其实也没流多少血，刚说了一句：没事儿，不痛。然后就没了气息。

这种死法还是相当好的，没受多少苦，也有个全尸。团里还有个姐姐负责化妆道具，性格温婉对她照顾有加。姐姐梳着两条油亮的辫子，一次在树下收拾道具，炮弹落下来，尸体都拼不起来，只有两条辫子在，上面还带着血淋淋的头皮。

自从那个姐姐牺牲了，她就兼管化妆道具。各支部队缴获了什么新奇的东西，都往剧团送，小到皮鞋、眼镜、腰带，大到马车、帐篷、行军床……听说“小白毛女”负责接收道具，大家送战利品的积极性更高了。

正所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一部戏最重要的反派是个伪军头目，她哪儿也找不到伪军头目的衣服。侦查连长知道了，扔下一句：你等着，带着几个战士就出去了，过了半天，带回一个“舌头”，现场扒下衣服交给她。

搞笑的是，这个莫名被俘的舌头还跟着所有官兵一起看了这场大戏，不知他是该哭还是该笑。

听到团长牺牲的消息，她觉得心口突然很痛。战友给她一封带血的信，说是他留下的。字迹龙飞凤舞，诉说了对她的爱慕。她觉得要疯了，漫无目的在风雨中狂奔，最后也不知怎么，竟然撞近了他的怀里。原来他死里逃生，活着回来了，她紧紧的抱住了他，又哭又笑。

他们约定战争胜利了就结婚，但就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呈现眼前时，上级让剧团改编、演出话剧《前线》。这部剧的主题，是告诫官兵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。他边改写剧本，边告诉她，日本鬼子虽然打跑了，但战争并不一定会结束。

解放战争打响，他们继续结伴奔赴战场。动荡的时局阻拦不了他们在一起的决心，他们在破旧的小茅草屋举办结婚典礼，所谓宴席，就是辣嗓子的劣质酒和硬梆梆的花生米。剧团的成员都来了，各显神通，节目一个接一个，引得附近的战士百姓都围过来，倒象是一场大型演出。

跟着部队行军，途径离她老家很近的地方，仍旧不敢回家，怕连累了家人。丈夫托人暗中打听消息。她父亲已经过世，小妾席卷家中细软不知去向。母亲的病倒是好很多，就是眼睛不太好。家里穷困，全家靠大哥一人支撑，年纪大了却也找不到媳妇。三弟还好，二弟弟前两年也参军。打听消息的人告诉了她二弟弟参加的部队番号，她心里不由一紧，那是国民党的部队。

她边听边哭，心疼自己的母亲和兄弟。丈夫默不作声，背着她让人愉愉把自己的金笔送到她家。这事她始终不知道，问他金笔去哪儿了，只说是路上丢了。

每每见到俘虏的队伍，她都要凑上去瞧瞧，看看会不会见到二弟。一次看到担架上一个血肉模糊的俘虏，高矮胖瘦、脸型头发都和符合她对二弟的想象，她扑上去抓住伤员的手，弟呀弟的喊，那伤员也回光返照般的大喊：姐呀，我的姐！然后就断气了。她用毛巾仔细擦净伤员的脸，发现其实并不是她的二弟。

不知哪个部队缴获的放映机，她第一次看电影，被这光与影的魔术深深吸引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她兴奋的给丈夫讲电影，说以后要是也能拍电影就好了。

北平解放，她和他住进了城中的一个小四合院，终于有了个安稳的家。

新中国成立，毛主席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。她的个子太小又站在后排，为了看见毛主席，一跃逃上桌子，跟着人群一起欢呼雀跃。突然腹痛难忍，被人送去了医院。检查了才知道，已经怀孕3个月。

整整躺了5个月，孩子还是早产了，所幸身体健康，就是个头太小。出院的时候，丈夫用棉帽子装着孩子回了家，朋友们奔走相告，说他们生个了“小猫一样的娃”。

她和丈夫都仍旧忙碌，她负责评剧团的工作，丈夫负责全军的文化工作。一天，丈夫告诉她，军队要组织电影制片厂，正从各个单位选调干部，她高兴的飞起，说去当个打扫卫生的都行。

关于电影，一切从零开始，但光有热爱是没有用的。

有个从香港请来的摄影师，经验丰富却自视清高，对谁都爱答不理。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，说共产党的干部没文化。她笑嘻嘻的拉住摄影师，说有没有文化咱比比，不比别的就比写字。同一个音，看能写出多少个不同的字，写的多的就赢。从三局两胜到五局三胜，次次都是她赢。

后来摄影师就成了她的师傅，倾其所有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她。

她拍了第一部电影，纪录片，名字叫《一定要解放台湾》。

她想拍故事片，但清楚自己的水平离故事片导演还差得太远。

幸运再次降临，首届导演研修班要开班了，老师是从苏联来的著名导演。这样的机会怎能错过！参加考试的那天，报名的人从礼堂门口排到了大院门口。其中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。想到自已半路出家，又已年过三十，愈发紧张。

笔试之后是面试，苏联导演亲自面试。提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让她讲了个故事，又突然问她：会跳舞么？也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竟眼睛眨都不眨的说：会，然后调动起自己关于舞蹈的所有记忆，开始“跳舞”，直跳到面红耳赤，发辫松散。

真的被录取了，她在家兴奋的又叫又跳，丈夫一把抱住她原地转圈，儿子在一旁大叫：我也要！我也要！

苏联老师格外严格，不管学员过往是否有电影作品，一律要求从零开始，每天都有大量的功课，阅读或者写作。

老师叫她“问题同志”，不是因为她“有问题“，而是因为她太爱提问题。她手里拿着笔和本，不分时机的追着老师问，有次竟把老师截在了厕所门口，急得老师直挠头。

毕业考试是完整分镜头剧本，电影类型自选。她选了喜剧。老师嘲笑她，说喜剧比悲剧难得多，现在的她还差得远着呢。

话虽这么说，老师在她交的剧本上密密麻麻的写了修改意见，在回国登机前的一刻交还给她。

她的第一部故事片完成了，喜剧，讲了三个战友的故事。她躲在放映厅的一角，观众笑声阵阵，独她留下了眼泪。

工作忙得团团转，偏儿子不让人省心。调皮捣蛋，远近闻名。她经常出外景，孩子的事只能交给丈夫。每每丈夫请假，同事都会调侃：啊呦，部长，又要去学校接受批评教育呀？

丈夫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，对宝贝儿子却是无标准零要求。学校闯了祸，接回家的路上竟然还要吃顿好的，说是给儿子压压惊。

终于可以放心的和老家联系了，大哥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来了趟北京。大哥仍旧孑然一身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，完全是个农民的模样。大哥第一次和自己的妹夫见面，知道妹夫是个挺大的领导，有点局促不安。本想带大哥下馆子，却死活不肯。丈夫亲自下厨，把这个月供给的肉都做了。饭桌上，大哥掏出金笔，说当年知道是她愉愉送来的，不舍得典当，现在还给她。她拿着笔，狠狠瞪了丈夫一眼，丈夫边给她夹菜，边憨憨的笑。

临走的时候，大哥问她，要不要给二弟供个牌位，同村跟他一起参军的都死了，估计凶多吉少。她说：生要见人死要见尸。

大哥回去没多久就过世了，她跟丈夫商量，把母亲接过来照顾。

母亲已经双目失明，由于裹小脚行动也不太方便，说话乡音很重，丈夫和儿子几乎都听不懂。母亲过惯了与世隔绝的日子，对外部的变迁毫无察觉。问北平是不是住着皇帝，又劝她赶快多生几个孩子，否则姑爷就要纳妾。

大哥去世后，三弟读书的事就一直由她供着。三弟倒也争气，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的名校，学的那个专业她没记住，总之毕了业就是工程师。

她已经成为厂里的导演骨干，又接到了重要的拍摄任务。解放海南岛的故事，从当时大热的歌剧改编。歌剧里全是歌，但却偏偏缺少那么一支歌，一支朗朗上口的主题歌。向军内外名家征集词曲，带着钢琴手一首首弹一首首唱，终于选出了最满意的那一支歌。

她爱极了歌词中的一句：一树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。工工整整的抄在日记本上。心想：女人的一生，不就应该如花似火么？

电影上映，主题曲传遍街头巷尾。

事业生活似乎事事顺遂，但遮天蔽日的阴云却暗中袭来。

丈夫接了一通电话，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，丈夫严肃的发表了不同意见。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。

她当然不会断绝与丈夫的关系，不出所料被送近了干校。

她和丈夫都受了很多苦，身体上的精神上的。想给对方写信，却永远寄不出去。俩人最放心不下的，当然就是家中的老母和儿子。

她那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还在家，要是儿子去上山下乡，估计老母亲只有死路一条。儿子更是娇生惯养，要是上山下乡，不知会是什么结局。

据说是周总理帮说了情，儿子留在了家里，安排到机床厂，做了一个最底层的学徒。

就这样，儿子从温室花朵硬生生变成了路边野草。领着微薄的工资，照顾年迈的姥姥，还要应对一次又一次的抄家，以及单位各种不公正的待遇。但他坚持了下来，挺过了命运的考验，不仅守住了家，还一个人料理了姥姥的后事。

拨云见日，劫后重生。她和丈夫前后平反，回了家。小院一片破败，儿子给她开门，虽眼中有泪，但仍露出笑容，熟练的给她烧水做饭。

丈夫虽然官复原职，但身体状况不好，只能在家办公，秘书每天都进进出出。她也急着想恢复工作，看书、看电影，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

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！她和丈夫被关的那段时间，儿子竟然谈了对象。女孩身材高挑面容姣好，知书达理，也是干部子弟，父亲也是刚刚平反。这儿媳妇简直是无可挑剔。双方父母一见如故，孩子的婚事一拍即合。

直到给同事发喜糖的时候，她都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儿子真的长大成人了？！

接到新的拍摄任务，外景地条件非常艰苦。她在干校劳改期间因为头发里长虱子剃成了板寸。她干脆保持了这个发型，配上那件老旧却极为保暖的皮夹克，劳动布裤子，往男人堆里一站，当真雌雄莫辨。她用自已的工资买了不错的烟，口袋里总揣着几包，拍摄间隙掏出来给大家发，叫做“干劲烟”，她也跟着一起抽。

摄制组的车在冰面上滑的打转，车上人都吓坏了，她却哈哈大笑起来。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危险里也能品到快乐。

工作之余，为儿子的事业发愁，难道就一直在工厂里干么？儿子继承了她丈夫的基因，很有文采。她敦促儿子参加编剧培训，争取进入电影厂工作。偏偏儿子并不着急，经历了灰暗的那些年，现在就只想和媳妇一起悠哉悠哉的过过小日子。

丈夫的身体再次亮起红灯，这次她真的紧张起来，推掉所有工作，在家照顾丈夫。丈夫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已经无法胜任工作，提出从现职退下来，组织再三挽留决定让他做顾问。

她给丈夫制定了严格的生活时间表，精心照料，他的身体情况逐步稳定。工作量减少后，丈夫的兴趣爱好多起来，画画、书法、篆刻……她陪着一起，琴瑟和鸣。丈夫还爱收藏古书，她便陪着他去各处的旧货市场，淘换各种古书。两人如新婚情侣，简直比儿子儿媳还甜蜜。

丈夫对儿子的溺爱是一如既往了，不管儿子是否已经长大成人。在儿子的怂恿下，丈夫托人找关系，买来了一台电视，然后是一台录像机。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当然好，春节晚会看看也不错，但儿子迷上的却是那些电视剧，尤其是港台的武侠、枪战，一看就是一晚上。

她完全看不下去，既没有艺术性，也没有营养，气得把电视插销拨了，儿子跟她大吵，撂下一句话：今后看电视剧的一定会比看电影的多！

她让丈夫评理，丈夫笑着劝她，年青人有年青人的想法，兴许儿子说的没错呢。

没多久，儿子竟然悄悄的从工厂辞职了，去了一个她从没听说过的“影视中心”，还是个自负盈亏的单位。她觉得儿子以后肯定要碰壁，等他真碰了壁自己再好好教育他。

而她的冷眼旁观刺激了儿子，憋着一股劲，要干出点样给她看看。

孙子诞生了！一个小生命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照亮了整个家庭。他和丈夫每天都要到孩子的摇篮前坐上一阵子，亲亲小脸，握握小手，闻闻小脚。

战友们、朋友们的贺信从四面八方寄来，他们一封封的回，写信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是止不住的嘴角上扬。

孙子抓周，抓到了笔和本，丈夫特别高兴，说孩子长大了说不定能成个大作家。

丈夫还是倒下了，似油尽灯枯。做了手术，但于事无补。只要醒着，丈夫就叫秘书到跟前，口述自己对部队文化工作的经验、心得，从来对工作人员和颜悦色的他，这次却对秘书发了火，因为秘书写字太慢，记的不全。好在秘书找来了个录音机，把他的话全都录了下来，再一点一点的整理。

她不知自己在病床前哭了多少次，无论怎么劝自己要坚强，却都坚强不起来。丈夫说，想想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，咱们已经多活了很多年，值了！

丈夫的单位组建了治丧委员会，安排丈夫的后事。发讣告、准备追悼会，各种问题需要家属参与意见。她头脑一片空白，吃不下也睡不着。好在儿子、儿媳沉着冷静，打点好一切。

追悼会来了将近3000人，有老战友、老部下，还有许多她都不认识的人。签到簿不够用，儿子带着警卫员火急火撩的上街去买。

她和每个人握手，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：她开始耳鸣。自此，耳鸣就陪伴了她的下半生。

起先还会有很多人到家里吊唁，她忙着接待、交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来的人就少了。剩下她一人，抵抗冰冷的孤独和刺骨的思念。

她想起丈夫弥留之际对自己说的话：多拍电影，多拍好电影！她迫切的需要工作，没日没夜看剧本，希望从中选到好本子。

偏偏这时，一个与她曾有过节的人当上了她的顶头上司，分配拍摄任务时，刻意回避她，美其名约：让她好好修养。

她和领导理论，结果没有结果。

她回家拿起推子，又给自己推了个寸头，此时的她容颜虽然不再年轻，但眼中的倔强却依旧不变。她顶着这个寸头照常上下班，三个月后，接到了新的拍摄任务。

儿子、媳妇都很忙，媳妇是医生，要值班，可以理解。但儿子，却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问去干什么了，说是去拉赞助。儿子说，现在拍片最重要的是钱，没有钱，再好的本子也是瞎掰。

制片厂也开始变化，公家出钱拍的片子越来越少，化服道导摄美，个个琢磨着出去干私活，只要给厂里交上“管理费”，大家就各显神通去了。

她看中了一个剧本，厂里说，你要是能找到投资，你就去拍。这一刻，突然理解了儿子的苦衷。她觉得，只要自己努力，没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，四处奔走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个赞助商，人家明确提出，必须拍电视剧，电影的话就不投了。于是她拍了人生的第一部电视剧，也是人生最后一部影视作品。

她用电影的标准拍摄，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，结果周期拖延，钱却花完了，整个剧组只能停工。原本的赞助商一分钱都不会再投，还威胁她片子拍不成要把前期投入归还。走头无路，她只能向儿子求助。

此时的儿子，在电视剧圈里已经小有名气。即使再有意见分歧，老娘毕竟是老娘，亲自出马运作，终于救她于水火。

电视剧拍完，她忽然有种强烈的感觉：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她开始考虑退休这件以前从未考虑过的事。

突然一天，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。二弟竟然没死，而是去了“那边”。她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字，而二弟只知道她的本名，所以这信辗转多次才送到她的手上。看着信封上的本名，眼前忽然泛起许多童年的记忆。

二弟在国民党干到了上校，退役后搞了个运输公司，娶了台湾本地的媳妇，现在有三个孩子。

没过多久，二弟一家就从香港辗转来到了北京。二弟老了，很难再看出小时候的影子，不过说话仍有乡音。弟媳身材微胖，比二弟小七、八岁，看上去保养的不错。三个孩子两女一男，对大陆充满好奇，到处东看西瞧，明明说的是普通话，却腔调奇特，什么“好啦不要啦”“我和（han）你”、“蛮喜欢”、“好讨厌”……

三弟也来了，他现在是某个工厂的工程师，早已结婚生子。三弟一直在说想送女儿去美国读书，二弟答应帮他想办法。

儿子自己买了房，决定搬出去住了，好在他和儿媳都太忙，所以孙子还留在她的身边。

孙子已经上初中，用儿子的话说，是个有“蔫儿主意”的孩子，表面听话乖巧，心里却有属于自己的、不易被外界左右的想法。

已经退休的她下定决心要好好培养孙子，也算是给过世的老伴一个交代。学校的课程她辅导不了，但孩子的文化修养这方面，一定要狠抓不放。她让孙子读名著，结果人家用名著的书皮包着漫画看得津津有味。她气坏了，说看这种小人书能有什么出息，孙子也不恼，平静的告诉她这不是“小人书”而是漫画。她更气了，什么破漫画，字还没有小人书多。

她和孙子闹矛盾，儿子只好回来调解，她突然发现儿子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儿子竟然也老了。儿子劝她不要强扭孩子的兴趣，不如因势利导。她听进去了。孙子不仅爱看漫画，还爱画漫画。她找到了当年合作过的老美工，这位可是美术学院高材生，专攻油画。好说歹说，终于同意收孩子为徒。结果没上几次课就被退了回来，老美工婉转的说：他画的那个画跟我不是一个路子。

孙子上了高中以后，就不再愿意跟她住了，儿子一家只有逢年过节才过来团聚，她的生活进一步被孤独侵蚀。

一天一个久未联系的老战友来看她，先是对她的独身生活表示关心和同情，接着告诉她，某位司令前年丧偶，对她仰慕以久，希望能……她二话不说，把战友轰走了。丈夫过世后的34年，她始终独自一人，即使没有留下遗嘱，子女也知道她死后必然是要和丈夫合葬在一起的。

又是一年春节，儿子一家都回来了，孙子竟然长得比儿子还高出半个头。年夜饭的桌上，儿子告诉她孙子要出国留学了。她问去哪个国家，儿子说：日本。

这两个字格外刺耳，一瞬间被屠杀的村民、被打死的战友，还有那两条血淋淋的辫子扑面而来。她再也吃不下去饭了。

她辗转反侧好几个日夜，在孙子临行前，专门把他叫过来，郑重的给他讲了过去的事。孙子倒也认真的听着，最后告诉她：世事要向前看，否则当年毛主席、周总理不能同意中日建交，更何况今天日本有许多比中国强的东西，比如动漫，咱们得去学回来呀！

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，在台湾的二弟过世了，按照二弟的遗嘱骨灰要送回老家。刚处理完二弟骨灰的事，三弟又确诊得了尿毒症，只能靠透析过活。她拿出自己的全部存款交给三弟，三弟却苦笑着说，这病有钱也治不了，得换肾。所幸三弟的女儿争气，在美国苦读拿到了医生执照，把三弟接到美国，换了肾。此后三弟就再也没有回过国。

孙子学成归来，一心想要搞动漫。儿子认定动漫没有前途，要他转行到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公司。儿子与孙子的争执，仿佛是当年她与儿子的争执。看着他们俩个人，忽然觉得都离着自己好远，要是老伴还活着就好了。

对老伴的思念越来越深，她开始写诗，一首又一首，字句朴素，却满满是情感。儿子尽孝，自掏腰包给她做了诗集，亲朋好友间送了一些，剩下一捆捆的书都锁在了家中的储藏室里。

她中风了，虽然救了过来，但半边身子失去知觉，大夫说恢复的可能性不大。儿子为她找保姆，问有什么要求，她说得识字会写。

经历这次生病，她有种大限将至的感觉。她学着当年老伴的样子，自己口述，让保姆记录，有感悟，有回忆……其实她也并不打算写什么自传，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，有没有人读都无所谓，就象自己的那本诗集一样。

保姆虽说会写字，但文化水平实在有限，一篇文章写下来，几乎有一半的错别字。她实在看不过去，只能改，费力的拿笔，歪歪扭扭的写。一开始如鬼画葫芦，半年以后竟然写成了形，本动不了的那半边身子，也恢复了许多。

住了几十年的小院要拆迁，她很生气，给各方写信，说小院所在的胡同有浓厚的北京色彩，代表北京的历史，应该保留、保护。当然没有什么作用，该拆的还是要拆。她搬进了干休所。

住干休所的最大好处，是和老战友们离得近了，楼上楼下串起门来挺方便。大家都是标准的老年人：记不起昨天吃的什么，却记得清几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。住干休所的最大坏处，是眼睁睁的看着战友们一个个离去，有时候她都不敢去看信箱，总怕从中间掉出白惨惨的讣告。

身体每况愈下，她已经开始考虑怎么写自己的遗嘱。但一个消息却令她重振了精神：孙媳妇怀孕了！

四世同堂，这是她想到没有想到的幸福。她拿着老伴的照片，笑中带泪的念叨了好久。她得活着，活着当上曾祖母。

孙媳妇生了，是个女孩。出了月子带到她面前。抱着曾孙女的那一刻，她震惊了，好像，真的好像。

她其实还有个妹妹，母亲生病，父亲在外花天酒地，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带着妹妹。但到了5、6岁的时候，妹妹突然得了怪病夭折。她还记得自己为了给妹妹找大夫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奔跑，腿上摔下的伤疤至今都在。

孙子让她给孩子起个小名儿，她脱口而出了妹妹的乳名。

当天晚上她就陷入了昏迷，送到医院用机器维系了一段时间。

某个盛夏的黄昏，她停了呼吸。那个灵动、顽强的灵魂终于挣脱枯朽的身体，一路高歌而去，为如花似火的一生画下了最后的休止符。

（本故事主角有人物原型，部分情节经过艺术加工。夏黎原创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