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 | 锐裘
要溯源香港是「谁」，不论从哪个切面去讲这段历史，都是沉重的。
而如果穿越时空来到19世纪的香港中环，我们一定很难相信这片人烟稀少的狭窄土地，会在日后成为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核心地带。
1840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。1841年1月25日，英军登陆并占领香港。随后在一批英商支持下，英方决定将香港开埠。这片原本只有20条村落，仅有5400多人的香港岛，被迫开始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。
而当时只有约50人居住，被称为「群大路」的海滨一带，因地段太适合发展海事，既背靠高山又面向深水港，有攻守之力，英军便决定在此建立军事基地。由此，香港城市经济和地产业发展，以及现代化的城市面貌，便在这块日后被称为「中环」的地方起步。
开埠 （1841-1941）
△ 1888年的维多利亚港 图片来源：香港历史博物馆
19世纪的欧洲，已经处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中，欧洲人对如何科学规划，迅速建立一座具有制度和规则的城镇，早已了然于心。
相继于港岛北岸建立了「政府山」和多处军营后，英国人为了连通港岛中部和西北部的军营，首先修筑了港岛的第一条道路——荷里活道，这也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条现代化干道。接着，英国人将铜锣湾东角、湾仔以及西营盘连接，建成了沿着太平山角海岸线、分东西两岸开路的皇后大道，总长4英里。
在道路的规划与建设下，一座初具现代化的城镇面貌体现了出来。1843年，6月29日，港府正式把这个日渐繁荣的新地区，命名为「维多利亚城」（City of Victoria）。
根据不同山势的特点，港府又将城市分为海岸、半山、山顶三区域。其中，海岸区是商业区，包括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上环、中环、下环（湾仔）一带；随后的几年里，又通过数次「填海工程」，逐步将城市拓展划分为「四环」：西环、上环、中环、下环。
港岛很快进入了城市化进程。1846年，维多利亚城建筑物已经达到了1874幢；到了1876年，香港人口达到13.9万人，城市已经初具规模；1900年人口突破26万，到1920年又达到了62.5万，短短20年，增加近1.4倍。
初期的香港岛，就如此以「四环」为基础格局，逐渐向世界崭露头脚。
而四环的区域定位各不相同。其中，以威灵顿街与皇后大道中交汇处至美利操场的「中环」（Central District），自然成为港府规划的城市政治经济中心，此后逐渐发展成为洋人居住区，也是香港核心商业区。
在这一时期，中环已有不少重要建筑物，都蕴含着当时浓厚的欧式风格。例如1846年的政府总部美利楼、香港会所、三军司令官邸；1840年代陆续建成的圣约翰教堂、中央警署等建筑物；以及1911年建成的最高法院等。中环宛如一座英式小城，各建筑在风格上尽显欧洲城市风采的同时，功能上也依从了西方行政管理模式运作。
19世纪末，「维城」已初显风韵
而另一边，主要聚居着华人的上环和西环，为港岛人口最密集的区域，道路两边一排排两层高窄小的「唐楼」，依山而建，小若蜗舍，密若蜂房。道路多为斜路和石路，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混杂一起，人流昼夜不停，川流不息。
所以，今天中环与更具生活气息的上环、西环形成截然不同的面貌，在初初建城时，这样的对照感就已经出现。
- 近代地产业发展
19世纪的香港经济发展，其实还比不上彼时已坐拥外滩的上海。外滩建筑远宏伟过香港中环，但从房地产的二级市场来看，香港远比上海活跃。得益于仿照英国土地制度的房地产制度，灵活的机制使得香港完成了更本土化的发展。
1843年，怡和洋行投资成立了「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」（The HongKong Land Investment and Agency Company Limited），成为第二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地产有限公司（第一家为联邦地产）。1898年，置地在新填海地遮打道建成第一桩商厦——新东方行，即今天的友邦金融中心，这也被视为其在中环发展商业区的第一步。
1906年，香港置地在区内至少建立了7幢大厦，均有4-5层楼高，均为当时最宏伟的建筑。香港置地的发展，标志着香港地产业进入新的发展期，而到了1930年，它所拥有的物业仅中环地区，总值就超过了1100万港元，成为香港中区最大的业主。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香港经历了日据时期，所有工商业停摆。在二战后，英国人重回香港地，此时的香港，百废待兴，战后重建工作面临种种挑战。
1948年，全港人口升至约150万，急剧增加的人口给城市住房、就业、交通、卫生、治安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港府做出更长远的城市发展规划，迫在眉睫。
这一年，为伦敦提出「大伦敦规划」的英国城市规划师 Abercrombie 撰写了香港20世纪下半叶城市发展建议书，为提升香港在东亚地区的地位，深入挖掘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，他提出了三个重点：
- 改善城市内部及对外交通，如港口设施、道路规划、隧道、铁路等；
- 开拓市郊、扩充城市的发展空间，解决人口增长所引发的房屋、公共空间分布不足等问题，让人口密度合理化；
- 完善城市规划法，理性面对城市先天性问题，带领城市向前。
这三条理念，成为了往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，为香港更长远的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一边是港府对城市规划上层建筑的重新审视，另一边，是房地产业限制的松动。1955年，港府修订了《建筑物条例》，放宽楼宇高度的限制，大大促进了旧楼重建和新楼的建设；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崛起，也带动了香港工商业的发展。
到了1960年代，香港开始进入了一片新景象。到了1960年代中期，香港的地产公司已经超过了2000家，资金雄厚的地产公司约200多家。
而始终是香港经济心脏的中环，已经迈过了100年。新时代的年轻人对消费的诉求，让这座历史悠久却又散发活力的地区思考「更新」，发展出更具有想象力的新商业格局。
1974年，香港置地先发制人，斥资6亿元开展10年的香港中区重建计划。1979年，「置地广场」建成，面积约2万余平方尺，共五层楼，其中囊括了各种精品零售店和风味迥异的餐饮店，四周设有咖啡馆和茶座，加上独特的建筑外立面，使之一举成为中区的高级购物场所。
与此同时，香港置地开始筹划在自营物业之间，架起「空中人行天桥」，天桥不仅与物业相连，还与诸如天星小轮码头等城市基建联通，这一举措也由此拉开了这座高密度城市的空中穿梭步道规划之路。
- 新中环与旧中环
而在大力发展地产业的同时，香港岛多处历史建筑却开始面临着“消失”的结局。
例如维多利亚城时期最早一批建立的「香港会所」，它的拆除计划曾遭到诸多会员及市民的反对，但在空前畅旺的地产市道当前，它终究抵不过被拆除的命运；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外形富有艺术色彩的新香港会所大厦，由香港置地开发，权益仍为香港会所所有。
当然，也有一些历史建筑幸运地留存下来。
与香港会所同一时期的「美利楼」在1982年被计划拆迁，其地皮以1.2亿元售予中国银行。由于其历史价值，港府决定将这座建筑物完整保留并搬迁至赤柱。这项重建的重任被交给了一家新的地产发展公司，他们需要将原建筑分拆出来的3000多件建筑物料编上号码储存，并全部还原，在当时乃一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工程。
这家创业公司名叫「瑞安」，其创始人罗康瑞在10多年后与上海卢湾区政府合作，凭借更新太平桥地区，一手打造出「新天地」商圈，从此在亚太区声名大噪；而旧楼修复，也成了这家公司核心实力之一。
同时，于美利楼原址，一座全新大厦在1990年开业，那便是赫赫有名的「中银大厦」——由贝聿铭设计，其如刀锋般的外观，也让它从此成为中环一颗最闪耀的星。
就在中环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，时间跨入90年代的回归前夕。香港凭借超过1万美元的人均GDP，坐稳亚洲「四小龙」之首；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，香港作为中外投资的媒介及桥梁，经济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期。
在1995年，中环地产界再次发生一件大事。
港府决定批地给地铁公司，兴建中环总站至新机场之间的机场铁路，并发展沿线各站的上盖物业。最终，恒基地产、新鸿基地产及中银集团组成的财团夺得了中环总站上盖的发展权。
项目占地4公顷，总投资400亿元，这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地产项目，规划了包括3座高级商厦、零售商场、两间高端酒店及服务式住宅，总建筑面积达447.7万平方尺。
1998年，「国际金融中心」（IFC）一期投入使用，紧接着2003年IFC二期再次落成。随后，该处TOD的优势被充分发挥出来，IFC则成为继置地在30年前打造的中环天桥之后，全新的中环地标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1970年代由香港置地首创的「天桥」在往后的日子并没有停止发展，而是随着中环商业的发展而不断与其产生联结，继而在IFC国际金融中心落成后形成了一段与地面相呼应的“空中步行网络”，这即反映出香港中环快节奏的日常生活，亦是亚太区高密度城市发展的一段重要案例。
回溯（2000-至今）
在03年，中港开通了自由行，再次刺激了香港经济发展，展开了长达16年周期性上升时期。而与此同时，在社会上有关古建筑保护的呼声，越来越大。越来越多社会人士开始为那些走过百年风雨的历史建筑担忧：如果没有更好的政策 ，也许会有更多建筑面临“消失”的危险。
而此时的中环，已经走过了150多年，这里除了有高楼大厦之外，它还是整个香港拥有古建筑最多的地区之一。
2009年，港府开始正式推动了「保育中环」计划，包括中区警署建筑物群、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、中环街市、香港圣公会建筑群、美利大厦、新中环海滨及中区政府合署、前法国海外传道会大楼等8个具体改造项目。
「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」为该计划里率先开放的公共项目，2014年，这里全新改造完毕，命名为「PMQ元创方」，并随即成为港岛重要的文化创意组织聚集地；这里还被赋予了推动香港文化产业的使命，规划出100个工作室，提供优惠租金予新晋设计师。
随后「中区警署建筑物群」也改造完成，它被定位成更具有公共意义的「大馆」，原先建筑群的建筑形态被保留，在多元化的内容打造中更具有想象空间，是中环新的一代文化艺术地标。
尽管这两座项目在后期运营上都存在不少问题，但由于定位相近、两者直线距离不远，同时，两者在园内亦保留了建筑的历史故事，自然成为中外游客去香港旅游、本地年轻人了解香港故事的重要目的地。
在去年，另一座保育项目「中环街市」也正式投入运营。
由于百年来这栋建筑一直扮演着「街市」作用，蕴藏了丰富的“老香港”集体回忆，所以它的更新进展一直备受关注。
历史上的第一代有文献记载的「Central Market」甚至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城时代的1842年，在之后的100多年经历了至少8次修建，于2003年停止运营；在被纳入「保育中环」计划后，于去年5月，以「playground for all」的宣传标语，再次开放营业，重新回归市民视线。
「保育中环」计划在09年计划颁布，前后历经3位行政长官，终于在「中环街市」上有了更多眉目，而像新中环海滨这样的尺度更大的项目，仍在缓慢推进中，足以看出「保育旧楼」比「造新楼」要困难很多。但在背后，我们亦能看到香港公众参与对古建筑保护事务的重要性，它起到了制衡的作用，让政府思考如何更准确定位，而非单纯把事情扔给地产公司就解决。
尽管这三座项目以及整个「保育中环」计划都收到了各种正负面评价，但相比那些在时代中被淘汰的历史建筑，这几栋建筑，在每个时期得到适时地更新，并得以延续生命，这不论对于建筑本身，还是城市，都已经是幸运。
而中环的当代故事，亦由这则计划得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平衡。19世纪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印记，则作为当代文化故事里重要的载体，保留下来，帮助港府继续思考建筑与地区的联系，与市民的联系。
Paul Graham 在其文章《Cities and Ambition 市井雄心》里说，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雄心，要仔细聆听它的信息。
而若要回答“香港是谁，香港的雄心是什么”这个问题时，每任港府似乎都有一套自我审视标准。作为个体，我们则可以把问题切得小一点，在一座座于不同时代留下的建筑物里，在每一时期的规划文件中，寻求自己的答案。而我选择将这条寻找答案的路径，聚焦在中环上。
从维多利亚城，到如今亚洲国际都会，中环始终扮演着那个「心脏」的角色，它是各行各业的汇聚点，在回溯它漫长的180年岁月里，我们看到它复杂且多变、混沌且暧昧；有黑暗的一面，也有光明的一面。
当然，当面对更为复杂的香港问题时，中环也只是这座国际都会的一个切面。而短短5000字文章亦无法诠释中环180年来走过的无数风雨。
它终究是复杂的，这样的复杂性也赋予它更多魅力。
